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形成 时间:201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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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革命时期也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十年内战时期,始于 1927 年 8 月 1 日,止于 1937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是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形成了名义上统一的国民党政权,但仍处于内外交困的乱局之中。 国民党否认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对共产党实施“恐怖政策”。 此时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力量遭到严重削弱,民众对其政治主张也很冷漠,甚至是误解。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工人运动、农民暴动的开展几乎得不到民众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要完成真正、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必须“唤起民众”,继而“发动群众”搞革命。 因此,在土地革命时期的首要任务,就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充分有效的政治宣传,扩大政治影响,取得劳苦大众的政治认同。

  1930 年 3 月,《红旗》中提到:“中国共产党从他的组成以至现在,都是很注意于全国党报之建立的。 尤其是六次大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中央党报曾经用过很多努力。 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严重压迫之下,我们党报受尽了一切白色恐怖的压迫。 虽然如此,但无论如何,敌人终究不能消灭我们党报的活动,反使我们党报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更加扩大。 ”[1](P35)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党的新闻事业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依然能够逐步发展和壮大,这与党开展政治宣传工作是分不开的。 中国共产党正是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广大无产阶级的政治认同,达到了政治成熟,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局面。 与此同时,在实践和挫折中,毛泽东不断积累经验,逐步形成了丰富的新闻思想,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1927 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处于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中,党的组织和党的报刊遭到严重的破坏,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克服重重固难,坚持在上海秘密出版地下报刊,重建党的报刊网络,继续传播党的声音。 在所出版的地下报刊中,《布尔塞维克》《红旗》《上海报》《红旗日报》及《红旗周报》极具代表性。 其中《上海报》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江苏省委主办的、面向工人大众的通俗报纸,曾被誉为“上海工人之唯一的读物”,是“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眼中钉”。 该报 1929 年 4 月创刊,1930 年 8 月与《红旗》合并成《红旗日报》。 另外,还有《中国青年》(后分别改名为《无产青年》《列宁青年》)《中国工人》《工人宝鉴》《全总通讯》《劳动》周刊等等。 但这些刊物在国民党的压迫下,出版时断时续,最终不得不停刊。

  在革命根据地,党的新闻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各个革命根据地均创办了许多报刊。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31 年底至 1934 年 10 月红军开始长征之前,中央革命根据地出版的报刊约 160 多种(包括油印的、传单式的小报)。 其中影响较大的报刊有《红色中华》《红星》《青年实话》《斗争》《苏区工人》等。 1931 年 11 月 7 日,红色中华通讯社创立,简称“红中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通讯社。 它的创立,标志着根据地新闻事业的新发展。[2](P97)《红色中华》创刊于 1931 年 2 月 1 日,与“红中社”同为一个机关,一个编辑部。 截至 l934 年 10 月3 日,在江西瑞金共出刊 240 期。 从 1935 年 1 月 25 日至 1937 年 1 月 29 日,在陕北瓦窑堡出刊 241期至 324 期。 它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出版时间较长的报纸,是临时中央指导工作的重要工具,在革命根据地有很大的影响。 《红星》1931 年 12 月 11 日创刊于瑞金,是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红军总政治部主办,张如心、邓小平、陆定一先后担任主编。 该报共出刊 28 期,对长征的胜利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青年实话》是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1931 年 7 月 1 日创刊。 总编辑所设在江西。 总发行所设在福建长汀,后迁到瑞金。 先是半月刊,后改为旬刊、周刊,长征开始后停办。 该刊具有鲜明的青年报刊特色,受到广大青年读者、尤其是红军青年的欢迎,被看作是苏区“青年人唯一的读本”,为教育培养苏区青年作出了贡献。(P98)《斗争》周刊是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1933 年 2 月 4 日在瑞金创刊,1934 年 9 月 30 日终刊,共出 73 期,张闻天任主编。 其主要内容是刊登中共中央的决议、指示和中央领导的文章,在指导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支援革命战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苏区工人》是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机关报,1932 年 5 月在瑞金创刊,其出版目的是为了指导推进苏区工人运动的发展。 刊载的主要内容是苏区工人群众的生活和全国工人运动的消息及文件,同时也报道国内外重要时事。 1934 年 9 月,在红军长征前夕停刊。

  除中央苏区外,其他革命根据地也有机关报刊,如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湘赣斗争》《红色湘赣》《湘赣红星》等;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报》《红色东北》《突击》《前线》等;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日报》《红旌日报》《列宁青年》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列宁报》《红色战士》;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战场日报》《苏维埃》《干部必读》等;琼崖革命根据地的《琼崖红旗》《布尔塞维克的生活》等。这一阶段,党的新闻宣传事业特点鲜明,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初步形成了全党办报的思想。 1930 年 5 月,李立三在《党报》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全党办报”的思想,他提出:“党报是要党的整个组织来办的,单只靠分配党报的少数同志来做,不只是做不好,而且就失掉了党报的意义! 所以每个党的组织以及每个党员都有他对于党报的严重的任务:第一读党报,第二发行党报,第三替党报做文章,特别是供给党报以群众斗争的实际情形和教训。 ”(P127)从中我们可以明确,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应对党报尽义务,就是要写文章、发行党报和读党报。 正是有了 “全党办报”思想,上到党的负责人,下到各级党组织、党员,都能够关心和支持党报,将党的政治宣传工作作为自己最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第二,宣传形式多样化。 党的媒体政治宣传工作在形式上采取多样化和群众化的发展路线。 1928年 7 月,党的六大宣传工作决议案提出:“在残酷恐怖阻碍口头宣传与鼓动的条件下,各种形式的刊物宣传,便获得极重大的意义了”。 党的媒体政治宣传形式实现了多样化,例如可以通过报纸、传单宣言、小册子等多样化的形式开展宣传工作。 1929 年 6 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对政治宣传形式进一步进行了论述,尤其是对报刊提出了新的指导思想。 如提出党和红军要“尽可能的公开发行日报及其他地方性党报。 ”“党报须注意用图画及照片介绍国际与国内政治及工农斗争情形”、“在不能办日报的地方,亦应当尽可能的办新闻式的定期刊物。 ” 正是由于提出了办新闻式的定期刊物,墙报和“时事简报”这一类新闻宣传形式应运而生。 尤其是在城市中出现的工厂小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闻宣传事业上的创举。 中央要求:“工厂小报的形式要力求简单而群众化,内容应着重本工厂的新闻,以及与本工厂有关系的其他政治的或地方的新闻,从这些新闻材料中加入我们的宣传作用。 ”[3](P52)在土地革命的十年时间里,多种形式的新闻宣传方式为党在极其艰险的革命形势下取得革命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宣传内容贴合劳苦大众。 这一时期党的宣传主体不仅具有进步的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精英群体,有工人、苦力、流氓无产阶级、农民、兵士、职员、学徒、手工艺工人等知识水平较低、共产主义意识不强的社会下层,还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生与中小学教师,因此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密切联系各个群体的实际思想意识状况,做到政治宣传内容与他们思想贴近,这样才能广泛而有效地提高政治认识,发动群众,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发动革命。 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不识字的工农自然不能阅报纸及其他通俗政治书报,因此,应尽可能的组织诵读这些书报的小组(公开或秘密的)。 宣传委员会即应指派一些不但能够读而且政治认识清楚的同志来担任小组指导员的工作,以便利用这些小组作宣传的工具。 ”(P58)十年内战时期,共产党的报刊在白区受到国民党直接查禁和迫害。 在红色革命根据地,要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客观上,还存在交通闭塞、条件简陋、人员缺乏等困难。 此阶段党的新闻事业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建并发展起来的。 虽外部条件较差,但共产党的新闻事业较之于大革命时期,却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闻宣传形式。 党的新闻事业在实践和挫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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